西北大学文学院孙尚勇博士研究乐府的专著《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以下简称《乐府》），内容集中在中古音乐史、中古诗史和音乐文学文献三个方面。涉及中古音乐史5篇，主要考证了学术界聚讼颇多的乐府建置、鼓吹曲、郊庙歌、相和歌、横吹曲等相关问题。涉及中古诗史4篇，主要论述了建安、东晋诗歌与乐府的关系问题。涉
一
《乐府》一书的优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学术史意识，问题意识，文献意识，方法论意识，创新意识，规范与前瞻意识。
准确了解和把握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步骤，它一方面可以保证我们的研究不是“载之空言”，另一方面也使我们有可能成为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重要中介。《乐府》一书以《20世纪乐府研究述论》为首，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二十世纪乐府研究的学术史进程，为全书的所有讨论确立了一个起步点。其他各篇也同样体现了著者对学术史的极大关注，亦颇具启发性。比如《东晋相和题乐府的音乐文化背景》一文，引用曹道衡先生《论〈文选〉中乐府诗的几个问题》从音韵学角度对题名曹植《怨诗行七解》年代的判定，以印证著者由音乐史角度得出的“《怨诗行・明月照高楼》一曲在东晋末南朝一直被用于演唱”的结论（《乐府文学文献研究》，第257页，以下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标页码）。
学术研究必然以解决一定的学术问题为目标，问题意识的有无往往成为某项成果是否能够取得突破并推动学术发展的关键。据本书“前言”介绍，《乐府》一书是在著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订而成的，但却有别于时下流行的陈陈相因却章节分明的学位论文体例。著者以问题的探讨为中心，而并不追求表面结构的整饬。全书每篇都针对一定的学术问题而发，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次序展开论述。比如《黄门鼓吹考》，开篇扼要概括研究状况，提出学术界长期存有疑问的黄门鼓吹的历史内涵和东汉四品乐的性质两个问题；接下来分析与黄门倡相关的文献材料，得出“黄门倡是侍从帝王的倡优，其职责是以歌舞俳戏娱乐帝王。黄门鼓吹主要职责则是作为乘舆的礼乐仪仗，平时有持兵护卫之任”（第83页）的初步结论；接续分析涉及黄门鼓吹的五类27条主要文献材料，得出其中二类“‘汉乐四品中的黄门鼓吹’与‘用于乘舆仪仗的黄门鼓吹’性质上互相接近，二者的本质涵义应该相同，即它们本来都是鼓吹曲”（第92页）的第二步结论；再分析“汉乐四品”的相关文献材料，得出“‘汉乐四品’以徐天麟《东汉会要》的记录最为完整可靠，四品乐即大予乐、雅颂乐、黄门鼓吹乐、短箫铙歌乐，这四种音乐之间不存在等级、雅俗之辨的问题，它们都属于仪式用乐”（第95～96页）的第三步结论；最后对与四品乐中第四品“短箫铙歌乐”的音乐内容及其与第三品“黄门鼓吹乐”的关系作了详细考察，得出“汉明帝以‘短箫铙歌’名第四品之军乐，而其实际内容则既包括用作军中之乐的鼓吹曲，又包括李延年根据胡曲改编的横吹曲二十八解”（第102页）的第四步结论；然后总结全篇。针对黄门鼓吹问题，著者的每一步工作都是力求解决某个小问题，进而对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做出回答。其态度之严谨，理路之明晰，论证之细致，足资借鉴。
任何一项研究都离不开材料支撑和文献工作。《乐府》一书各篇均能以材料先行，深入分析考辨，进而提出结论。该著关涉文献的4篇文章，《〈宋书・乐志〉考辨》等3篇是对特定文献的研究，《〈乐府诗集〉点校拾遗》则深入到文献校勘学研究。《〈宋书・乐志〉考辨》通过对《宋书・乐志》著录之相和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的细致考辨，指出“《宋书・乐志》的相和歌著录，主要参照了刘宋时代实际演奏的相和歌，并对音乐史中的相和歌给予了必要的关注”，见引《乐府诗集》的《荀氏录》“不是西晋的荀勖所作，而应是荀勖之后、王僧虔之前的一位荀姓士人所撰”，相和、三调和大曲“历经曹魏、西晋直至刘宋一直有规模不等的演奏，尽管演奏体制有所不同，但它们在中古音乐史中存在共生关系，并不是彼亡此兴的严格的历时性的事物”（第313页）。《〈乐府诗集〉点校拾遗》则对北京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的两种《乐府诗集》在校勘上存在的部分问题（拾遗约180余则）做了订正，涉及音乐文学文献整理的校勘原则问题。此篇所举问题有一般校勘学错误，更多地则涉及到音乐学问题。一般校勘学失误，凡书皆难以避免，这里不涉。而专业文献如佛教文献、医学文献等的校勘，尤其要求以该领域较为完善的知识和经验储备为前提。《〈乐府诗集〉点校拾遗》所举误例就体现了著者在音乐学方面的扎实基础和孜孜以求的精神。比如，文中对点校本“云门舞二首”误题“二首”（第376页），《隔谷歌》“兄为俘虏受困辱”一首误移（第390页）的考辨等，对《平调曲》题解（第400～402页）、《清调曲》题解（第404～405页）、《瑟调曲》题解（407～408页）、《孟珠》题解（第430～431页）、《雅舞》题解（第434页）的重新校理等，不仅有利于促进音乐文学文献校勘的规范化，有利于《乐府诗集》一书的修订重印，更有益于中古音乐史、诗史研究。
自觉的方法论意识是当代学术研究发展的必要条件。《乐府》一书在这方面也有很好的启示。该著的学术方法首先是文献学和音乐学，其次亦涉及诗学、历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领域。解决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的疑难问题是著者在《乐府》一书中贯穿始终的思考，比如《汉唐郊庙乐舞考论》对郊庙歌辞用韵对近体律绝影响的考察、《建安诗歌与乐府关系新论》对建安诗歌的诗学逻辑的探讨、《东晋相和题乐府诗的音乐文化背景》对陶渊明《怨诗》创作背景的追索等等，无不体现了著者对中国诗学有关重大问题的关注。而著者关于中国诗学的这些思考显然与《相和歌杂考》中对相和歌历史传承所作的编年工作有密切关系，论自史出。另外，《乐府建置考》注意了汉代礼仪文化建设与乐府机构立与罢的联系，《汉唐郊庙乐舞考论》讨论了古代文、武二舞传统的形成，《论吴歌〈六变〉的“因事制歌”》考索了《六变》的内涵及其作为戏剧的可能性，这些又都体现了著者的文化视角。
当代乐府研究是幸运的，又是困难的，因为它必然要面对一个里程碑式的著作――王运熙先生的《乐府诗述论》。如果刻意另辟蹊径，完全可以避开王先生曾经讨论的问题，但如果希望推动此领域研究的深入，就绝不能绕道走。《乐府》一书并没有绕开王先生，书中有认同并坚持王先生意见的，如对汉代乐府建置的考证；更有以王先生为基础继续向前的，如关于黄门鼓吹和《六变》《荀氏录》的探讨，关于相和与相和歌、但歌关系的考察等等，兹不备举。
学术研究最大的规范在于充分尊重已有成果并适当作出价值评判，《乐府》在对王运熙先生的相关研究作了扼要总结之后说：“尽管王运熙的一些结论在今天看来未必完全可靠，但他仍然堪称二十世纪乐府研究领域最有个性和最富有代表力的学者”（第31页）。学术研究最佳的前瞻意识在于在有所立论的基础上，为后来的研究留有余地并指明可能的方向。《乐府》一书在对二十世纪乐府研究作全面述论之先提出了“对未来乐府研究作出展望”（第1页）的预想，集中体现了著者的学科前瞻意识。又如《建安诗歌与乐府关系新论》中提出建安诗歌与汉乐府背离的观点，《东晋相和题乐府诗的音乐文化背景》中提出要注重研究汉乐府对中古诗歌存在长期影响的观点，二者乍看似矛盾，实则寓有著者对古代诗乐关系的辩证思考，这显然为相关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方向。在《吴兢〈乐府古题要解〉的体例及影响》篇中著者讨论《要解》时，附带考察了旧题吴兢《古乐府》的问题，揭明《古乐府》源于六朝旧编，在唐宋时期广泛流传并续有增补的事实，为唐宋诗史甚至元明清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一条至关重要且饶有趣味的思路。
二
《乐府》可以称之为一本优秀的学术著作，但书中也存在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校对缺失，文献缺失，知识缺失。
作为一本以校勘见长的学术著作，《乐府》一书中出现的校对与文献缺失尤其需要批评。
第395页倒数第1至2行“湖北崇文书重雕本”，“书”下脱“局”字；倒数第2、4行，两处的“皆是”均应作“皆无”。
《礼记・明堂位》：“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车千乘，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言广鲁于天下也。”《礼记・祭统》：“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夏》。”这两段文字于进一步校理《乐府诗集》卷五二《雅舞》题解有重要意义。题解“其后成王以周公为有勋劳，命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礼乐，升歌《清庙》，下管《象》《武》，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以广鲁于天下也”一段主要改编于《明堂位》，其中之“下管《象》《武》”，《明堂位》和《祭统》皆作“下而管《象》”，题解“下管《象》《武》”之“武”字或衍，否则与下文“冕而舞《大武》”似相矛盾。
知识缺失在《乐府》一书中亦偶见。如：该书第25页综述唐代乐府研究，应增列刘永济先生《唐乐府史纲要》。该书第141页以下讨论郊庙歌辞转韵问题，便未引及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的话：“贾谊、枚乘，两韵辄易；刘歆、桓谭，百句不迁。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论赋，嫌于积韵，而善于资代。陆云亦称，四言转句，以四句为佳。观彼制韵，志同枚、贾，然两韵辄易，则声韵微躁；百句不迁，则唇吻告劳；妙才激扬，虽触思利贞，曷若折之中和，庶保无咎。”这段话既保留了曹操和陆云较早关于转韵问题的意见，同时也表明，齐梁时期，人们开始普遍重视诗文用韵的规范化。该书第317页：“明钞本较早有明天一阁藏本，至清代归陆心源?宋楼，此本今不知何在。”其实，天一阁、?宋楼所藏明钞本《乐府古题要解》现在日本静嘉堂。严绍?《日藏汉籍善本书录》云：“乐府古题要解二卷。唐吴兢编撰。明人柳佥手写本。柳佥等手识文本。共一册。静嘉堂文库藏本。原天一阁等旧藏。”（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30页）著者未作详细调查，空发感慨，实属不该。
此外，著者在《建安诗歌与乐府关系新论》中提出，建安诗歌与汉乐府“二者属于不同的诗歌艺术领域，如果一定要指明它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建安诗歌继承了汉乐府的精神，勿宁说建安诗歌在整体和主流上偏离了汉乐府的精神，而且，正是这种偏离开启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新纪元”（第245页），令人颇生“发唱惊挺”之感。《文心雕龙》诗与乐府二分的观念，是著者上述立论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这一观念本身仍要求对《文心雕龙・明诗篇》和《乐府篇》作更合理、更全面的比对和研究之后才能论定。在前提尚未确定可否成立之前，推出“新论”，略显仓促。
三
由音乐文学层面观，孙尚勇博士的乐府研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他的老师王小盾教授的治学特色，视野宏通，但稍显急促；由文献学层面观，他的研究又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另一位老师项楚先生的沾溉（《〈乐府诗集〉点校拾遗》无论行文格式，还是术语使用，都显见《敦煌歌辞总编匡补》的影子），唯谨严与细致逊于乃师。就前者论，他的研究部分发扬了任半塘先生和王运熙先生在唐代文艺学和乐府学领域所确立之优秀的学术传统，在当今学术总体繁荣与研究个体焦虑并存的时代，尤为难得。单就乐府研究论，《乐府》一书可谓除王运熙先生《乐府诗述论》而外，这一领域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或者说，它在王运熙先生著作的基础上，于某些方面把此领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十多年前，我与尚勇一起由南而北意气风发地去追求学问，而今时光荏苒，我们都年将不惑，尽管这些年我们经历不同，问学兴趣亦略有差异，但看到老友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我格外兴奋。故不揣谫陋，不避危言，评介其《乐府文学文献研究》之优缺点及学术价值如上，未妥之处，祈尚勇及学界方家赐教。
（《乐府文学文献研究》，孙尚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6月版，28.00元）
